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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体面劳动

http://www.aweb.com.cn 2018年09月03日 11:05 农博网

  “85后”农民工杨立峰在江苏苏州一家机械加工公司工作。五年前,他从老家河北来到这里,一开始曾迷茫又忐忑,而如今他已是生产车间的领班,成为了年轻工人眼中的“杨老师”。“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自己是‘新苏州人’了。”接受《了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杨立峰说。

  曾几何时,提到农民工,人们往往会想到“大包小包、头发凌乱”的画面。但现在,杨立峰和工友们走在街头,与同龄的城市青年并无差异。杨立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我们这代人正在为城市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与城市的融合度也比我们的父辈更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权益诉求也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渴望融入城市。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652万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占比首次过半。

  《了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伴随改革开放大潮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已不再是过客与旁观者,他们正在日益成为制造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坚实支撑。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正努力在城市落户扎根,但这仍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技术型工人成“香饽饽”

  在杨立峰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取得“小成就”,原因在于读过大专,擅长一门技术,还有敢闯敢拼的精神。

  《了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十余位年轻农民工发现,他们像杨立峰一样,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时代,带着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特征,其中一项主要变化就是“受教育程度增高”。

  统计显示,2017年北京市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比例达56.1%;高学历农民工占比进一步提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12.5%。多位受访企业负责人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更高、知识储备更多、学习能力更强,是企业未来发展的急需之才。

  本刊记者梳理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兴起,一亿多农村转移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上世纪90年代初各地发展开发区,进城“民工潮”波涛汹涌;再到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主力军,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如今,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科技的发展,让一部分企业开始选择“机器换人”,但却并未减少对年轻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

  在江苏苏州一处工业园区内走访,记者看到,周边数个知名电子厂、服装厂门口的电子屏滚动着“招工”字样,有的企业还推出了“推荐一名普工奖励500元、技工奖励800元”的奖励制度。

  有数据显示,江苏省苏州市已有约10%的制造业企业实施了“机器换人”,人工替代率达1:4。但在实际用工需求中,制造业一线岗位仍然占新增岗位的半壁江山。

  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省今年对省内5550家不同规模企业的用工信息做过监测,发现这些企业春节后用工需求总量达301.1万人,同比增加近10万人;公共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为1.21,30家重点监测的民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求人倍率为1.39,也就是说,平均1人分别有1.21和1.39个岗位可供选择,求职需求已小于岗位供给。

  江苏省昆山市人社局局长朱天舒分析,“机器换人”虽然减少了一线工人需求量,但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了,这就要求更多一线工人能够学点技术,懂得操作机器,未来技术型工人将成为企业用工的“香饽饽”。

  从“改善生活”

  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前不久,24岁的纺织工人王强从江苏南京辞职回到了老家江苏宿迁,做起了快递送货员。他还先后介绍了3位原来的工友当快递员。王强告诉《了望》新闻周刊记者,年轻人都想干服务业,不想进厂子,送快递比工厂流水线“有意思多了”,时间上也更“自由”,“流水线工作重复、无聊,做得很难受。”

  “工厂流水线曾是农民工的集聚地,但现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明显下降。”江苏省昆山市某知名电脑组装公司人事负责人高剑锋发现,现在招聘年轻工人都得“哄着上岗”,有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进工厂“不体面”,容易跳槽。

  谈及企业工厂普遍存在“难招年轻工人”的现状,智联招聘集团总裁刘东从大数据角度分析认为,老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更多的是为了挣钱养家,而已成长为产业工人主力军的“90后”农民工的家庭压力小,他们外出就业的动机已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90后”农民工吕漫娜在江苏省昆山市一家精密机械公司从事机械加工工作。她告诉本刊记者,年轻工人对劳动权益的诉求越来越高,“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不大的企业,应该没有人会愿意去。”

  在苏南地区多个人力资源市场采访时,十余位“85后”“90后”农民工对本刊记者说,“想找个福利好的工作”。在招聘现场,记者发现,为了吸引这些新生代的求职者,一些企业在招聘海报上着重突出了“福利政策”,包括带薪休假、购买保险、根据工龄增加工资、提供宿舍配备空调和储物柜等,甚至连WiFi全覆盖也“榜上有名”。

  多位受访企业人事主管说,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的水平有所提高,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里的同龄人,对待务工城市也已从过客心理向希望长期稳定生活转变,因此,他们在择业时呈现出“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的特点。

  “现在网络发达,如果企业侵害我们的权益,拖欠工资,我们会选择进行投诉,主动维权来解决。”“95后”年轻工人杨科说。多位受访新生代农民工说,有的小企业会把员工的“五险一金”外包给一些不正规的职业中介,一旦出现生产事故,职工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因此,学会维权尤为重要。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有着更高的劳动权益诉求,平等意识、维权意识也日益增强,维权方式从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在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话语表达权、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着更高的期待。

  此外,还有受访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入职的年轻工人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这些年轻人更希望能够在工作的同时,收获爱情、交流思想、倾诉困扰,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有着更强烈的需求,这也要求企业和社会要有针对性地给予他们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融入城市的“软硬需求”

  25岁的李小兵来自安徽阜阳农村,如今在苏南地区的一家窗帘厂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每天从早上7点多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一个月休息三天,一个月挣不到5000元,每月的房租为1500元。“现在这里郊区的房价都到1万4了,压力非常大。”李小兵说。

  由于落户难,李小兵只能让自己的两个孩子留在老家,没法带到身边照顾。“现在只有每年春节能回趟家,准备再干两年就回去发展,离家近好一些。”李小兵显得很无奈。

  “户籍、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一直都是农民工关心的问题,有关部门应给予年轻工人足够的社会保障,让他们对未来更有盼头。”农民工公益服务组织苏州工友家园创始人全桂荣建议,可以多渠道多形式地为农民工提供居住场所,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等。

  当前,在选择落户城市、融入城市生活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面临着现实的压力与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想融入城市,往往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要改变这种状况,途径之一就是培训。”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玉峰建议,要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就业积极性和稳定性,只有稳定就业才能在城市扎根立足。

  对培训有着深切感受的“80后”农民工李星,在江苏省苏州市某知名汽车部件公司工作已有8年。“我从操作工做到了生产线领班,上班时间越来越短,但是工资年年增长,靠的就是培训。”李星说,除了参加公司组织的员工培训,他还参加了当地相关部门组织的技能培训。“收获技能证书的同时,升职加薪拿补贴样样不落,我已经顺利在苏州安家落户了。”李星说。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有所提升,其就业压力主要来自技能单一,跟不上产业更新步伐。”江苏省苏州市人社局局长朱正说,通过校企合作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尤为关键,相关部门要引导职业院校和企业拓宽校企合作范围,在专业体系、课程设置、技术研究、人才培养培训等方面主动适应变化,在旧岗位转移减少的同时,打造新的劳动者队伍。

  受访企业人士认为,除了补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硬需求”外,还应满足其“软需求”,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今年7月,南京财经大学所做的一项问卷调研显示,近6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想留在城市生活,但有约80%的人很少参加城市社区活动。近20%的城市市民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适应城市节奏,欢迎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一方面,相关部门应该引导企业通过组织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文体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也应通过开展社区关怀和交友活动,并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等方式,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除后顾之忧,更好融入城市生活。(文/《了望》新闻周刊记者何磊静 张展鹏)

    (文章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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