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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微观体制改革的宏观效应

http://www.aweb.com.cn 2008年12月07日 11:07 农博网

  农博网讯 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乡镇论坛》杂志社、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12月6日-7日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主题为还权于民与重塑农村改革之魂。

  主持人(樊红敏):各位代表现在开始下一节的会议。希望大家认真听讲,在互动的环节多提问题,争取把他们难住。

  下面请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罗必良院长为大家讲微观体制改革的宏观效应。

  罗必良:我演讲的题目是微观制度变革的宏观效益。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人民公社的低效率与食品匮乏,导致吃饭成为问题。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国家的正确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对政府产生了信用危机,产生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生产效率太低,产量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进行管制放松,推动制度变革。制度变革与决策者的变更有很大的关系,小平同志的重新复出才有家庭承包。所以实施家庭承包是经济的需要,也是一个政治的需要。今天我们说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农民的创造早在50年来家庭承包早已开始,但是一直被压制。

  小小的家庭承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是一个很小的制度,就像今天讲一个营销人员如何来销售,定一个奖惩制度。一个很小的家庭承包交给国家之外剩下是自己的,从而调动农民的自主权,从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为有了生产积极性才有农业的剩余,有农业的剩余冲击了传统的统购统销,这样才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产生,那就是产品市场的发育,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注定了一条路--市场化。

  另外一方面,家庭经营,由于导致了产品的剩余,所以使剩余劳动力开始产生,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产生,那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正是有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才有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流量的迅速扩张,有力地改变了原来的国民经济的格局和经济格局,所以微观制度形成了宏观效益。

  第二方面,分税制的变更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首先分税制的经济,从80年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到90年实行的分税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特点的制度激励。1980年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到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有着特别的制度激励。财权上移,事权留置,这样使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形成巨大的缺口,所以地方政府把财政收入放在重要的地位。

  各级政府的主要预算收入一半以上来自生产型增值税,而且与GDP税收直接相关。干部队伍的任期制与政绩考核强化了对GDP的目标指向。这使各级政府官员通过掌握的配置资源的权利,大量投入资源,努力招商引资。

  由于GDP的增长依赖于投资与出口,所以招商引资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且成效的高低与所提供的优惠条件密切相关。于是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增长转化为优惠条件的区际竞争,这一竞争因为政府行为的短期化以及对企业进入快件成效的渴望而今一步加剧。

  优惠条件的增长路径。优惠条件的竞争导致了政府景象提供廉价资源以及其他的低准入门槛。包括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低劳保、低工资,所以鼓励出口成为被迫的选择。鼓励出口会形成巨大的贸易盈余,因而导致本地的升值压力,从而对出口企业形成技术改进和产品升级压力,为了避免这样的压力给了优惠条包括出口退税、低环保。二是提供廉价的土地资源,包括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于是区际竞争转化为农地的竞赛,导致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破坏。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什么,追求经济增长以弥补财政缺口所导致的土地略多于农地侵蚀成为严重的问题。为了获得预算内财政收入,鼓励投资与经济增长,掠夺土地资源与投资者分享租金或让利,成为吸引外商的重要手段,招商引资,增强产量成为基本的运行逻辑。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掠夺农民的土地。三是利用征用权和对一级市场的垄断权获得征地价格剪刀差,极大地刺激了政府征用土地的欲望。

  可以看出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谋求经济增长及其土地财政,而以农地资源的广泛流失与浪费为代价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方违背科学发展观。美国的次贷危机大概两三年可以恢复过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旦出现危机将是致命的。所以中国的经济一旦低于5%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分税制与征收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我们进一步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倒霉的是农民,被侵蚀是的农地呢?

  农地制度。获得土地的私有权一般有三个途径,一是经过自由的交换契约获得产权;二是通过一个国家干预的土地市场在形式上获得产权;三是通过国家强制的制度安排而完全不经过市场途径所获得的土地。在第一种情形下,农民有独立的谈判地位,能够根据成本收益的合理预期决定是否继续持有或者完全的让渡产权。但是农民的这种独立谈判地位,在第二种情形下会打折扣,而在第三种情形下会荡然无存,所以这三种有一次弱化的特点。所以我们讨论中国的土地是共有制还是私有制没有意义。

  建国初期农村的土地改革形成土地农民私有制,不是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也不是国家仅仅对土地产权自发交易过程中施加某些限制的结晶,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产权的结果。与土地改革中农民获得的土地的私有产权一样,家庭经营条件下农民得到的土地长期经营权依然是通过国家强制的制度安排而没有经过市场途径获得的。不同的产权形成方式,所隐含的产权强度是不同的,缺乏产权强度,必然会招致产权残缺与租金稀释。

  反思现实。历史教训:经济运行扭曲。根据30年的运行,中国市场是短板,我们看到劳动力要素市场,我们没有看到土地市场。中国的经济正在依靠两大发动机,投资与需口,今年4万亿扩大内需是忽悠我们,它还是靠投资。农民拥有土地财产,但产品是残缺的,因为他们没有市场交易,无法获得财产性的收益。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表达的含义,土地制度改革决定的关键内容强调两个市场,两个市场的目的是做什么?我们理解是,提升产权的可交易性,特别是产权强度。另外是提升产权的保障强调与可预期性。整个决定表面看来是推进农村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这是普遍的解读,但是在我看来考虑到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格局所包含的内在激励,其精神失之于政策指向,通过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及其政策的硬约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所以决定同样具有重要的制度经济含义与宏观效益。

  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一个家庭承包引发广泛的变更,我们有一个预期,十七届三中全会同样带来广泛的宏观效应。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构建转换经营方式:一是流转市场价格升成,有利于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有效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二是土地流转有利于土地的适度集中,避免农业的副业华。三是有利于农业的专业化经营,改善分工效率。四是有利于提升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改善农业的与会经济性。五是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农业经营的组织化、标准化、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建设用地市场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旨在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求,立足保障促进科学发展,努力转变现行的用地方式。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旨在通过土地价格的市场生成,提升用地成本,从而避免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前者是强化节约用地,后者建立市场,从市场的层面激励有效用地。通过管制与市场的双重机制,一方面斩断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切实侵蚀土地的黑手,另一方面遏制企业对土地的抵销利用,同时打击政府与企业在土地占用上的合谋,从而瓦解现行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背后的逻辑链条。

  我们期望关于土地制度的变更具有深刻的宏观效益,中国经济增长最关键的是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的家庭平均消费占GDP的一半,90年代份额下降46%,2000年以来下降的更厉害。正是由于需求的结构变化,01年到05年资本投资的增长占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半多,比例之高国际罕见。内需不足,导致普遍的产能过剩,导致出口依赖于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这就是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危害。内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的需求不足。

  如果启动农村市场必须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的收入有三方面,一是产品性收入,二是工资性收入,三是财产性收入。今天的农民已经通过两条腿获得收入,但是今天在次贷危机的背景下,农民靠两条腿走路步履艰难。财产性的收入,土地不仅是生产要素,更是财产性要素。三个权益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对土地的产权程度。

  结论,保障和维护农民土地的财产性权利,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市场与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农民获得财产性增收,启动农村市场以增加内需,进而改变国民经济运行流程的核心战略。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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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农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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