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农博首页>要闻频道>国内>各地新闻>正文

赵树凯就农村改革若干问题回答媒体提问

http://www.aweb.com.cn 2008年12月06日 16:55 农博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

  农博网讯 12月6日上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乡镇论坛》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合办的第四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主题为“还权于民与重塑农村改革之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在主题演讲之后,接受了参会媒体的访问。

  田东江:谢谢赵树凯教授的演讲。下面进入互动时间,与前几节互动稍有不同的是,本节互动时间只留给媒体。

  提问:我是南方农村报记者,请问赵老师您对还权于民的看法,换什么权,怎么还?现在有大量的农民工回乡,这会带来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赵树凯:关于还权于民的问题,我的基本意思刚才也说到,更具体一点来说,基层民主虽然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必须坚定不移的往前推进。这种推法,比如对基层政府有很多的抱怨,难以操纵,这都难免。但是我个人觉得动员农民,提高农民的问责意识,参与精神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决定农村基层民主水平的应该是农民的参与能力,农民的水平高了,他的能力就强了,基层干部的那些操纵、不规范行为就会少了,所以不能只有抱怨,重要的是让农民有更强大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劳动力返乡的问题。因为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有70%、80%的农民提前回家过年,过年本来是好事,但是提前过年没有挣到钱回去就有一些麻烦。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关注,通常我们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在9%以下,我们的就业就要出大问题,就业出大问题稳定就会出问题。可能很多农民提前回家在经济上的影响,我个人感觉是确实的,在社会稳定上的影响可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但是研究这些问题比较多的是经济学家,经济不景气导致了比较高的失业,这种失业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或者通过哪些途径直接影响了稳定,或者说什么样的程度上会影响稳定。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我最近在组织这样一个课题的研究,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发现,大家有了好的发现我们可以再多交流。

  提问:我是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的。有两个问题:第一,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对土地一直是存在着掠夺性开发,只想索取而不重视土地投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如何实现土地的良性生产?第二,五六十年代新修的水利工程,到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年知道,年久失修,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公共水利工程又如何能为农业发挥更好的作用?

  赵树凯:我最怕别人提“如何”,一提如何我就无可奈何,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刚才我的发言中说到,很大的问题还是如果把农民的权利或者能力调动起来,农民自己应该是会想出办法来。比如土地掠夺性开发,包括征地问题,其实农民是最知道珍惜土地的,但是政府总认为农民不如自己聪明。最典型的,前些年有一个农民流动的政策,一个农民外出打工,打工之前需要按照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到所在县政府劳动部门办一个外出就业登记卡,在办卡的时候要由政府的人员来判断一下你是否属于盲目流动,如果是盲目流动的话政府就不会让你出去。假如我是一个农民,我是不是盲目流动?政府要不要清楚?让这个干部来审查我是不是盲目流动,他犯得上那么认真吗?最后演变成了你交钱就给你卡,你交了钱了就表示你不是盲目流动,到了城里也是这个问题。所以土地也有这个事情,怎么种土地最集约?就像万里看种蒜的农民一样,只要农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张扬,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能解决,当然现在征地问题、耕地保护会有一些新的政策,但是发挥农民自己利益表达的力量,对政府的推动是最厉害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地方政府在一些方面确实存在了与农民争利,当他们和农民争利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目标,节约不节约不重要了。我去一个乡的土地所做调查,我跟土地所所长聊天,土地部门本来要保证土地合理利用,少占地、少盖房。他说我这个乡如果一年当中盖房农民不超过150户,就养不活我这些人,为了养活我的这些人,必须要有150户以上建房。这里出现目标的替代,这个目标转移了。

  提问:我是时代周报记者。非常感谢赵老师刚才的演讲,给我很重要的启发,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农村改革,归根到底还是政治问题。其实中国的很多问题都会落到这一点上。赵老师刚才提到在30年前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常识的问题,万里也讲过种粮就可以解饿。我的问题是,刚才您也提到万里关于政治的见解,怎么在当下的情况下我们去谈政治?包括谈农村改革也好,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好,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但是我看到很多的言论都在回避这个前提。怎么让政治回到常识?让我们的社会回到常识?怎么在当下的情况下去谈政治,尤其是作为媒体怎么去讨论这个问题?

  赵树凯:很多问题都是会归结为政治的,但是当我们研究问题的时候,研究这些问题不一定有政治一个纬度,有些事情不一定涉及到政治,会涉及到技术,技术进步了可能跟技术有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比如互联网的技术,有政治的含义,但是没有涉及到政治的大的变动,是解决一部分政治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和管理有关,大的体制没有变动,同样的政治环境下,同样的政治体制下,不同领导人的管理方法不一样,好多问题也可以解决,比如效率也可以提高。我们不能为了表示见解深刻就把问题都往政治上扯,当政治上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比如在一个环境里改进技术、改善管理,可能对于解决问题也有很多的好处,实际上几个渠道都可以用。很多大的政治制度变化是和技术变革逻辑的结合。我个人认为,回到万里所讲到的内容,就是允许,谁也不能垄断真理,允许言论自由,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宣称我掌握真理,我已经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加上我有权,所以理论上能致富,再加上政治上的集权,身边人就没法混了,我个人感觉言论要自由。就像万里讲到的言论自由可能是我们解决很多问题的第一步。

  提问:我是中国改革杂志记者。刚才听到赵老师做的主题演讲,回到了30年改革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有些政治家回到常识还权于民。当时实行联产承包就是回到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在30年过去,回归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给农村带来的效益已经消失殆尽。现在的惠农政策也出现很多,包括农业税也免了,但是农村问题好象还是此起彼伏,没能够解决好。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中国改革30年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城市在扩张,但是农村不缩小。不知道您对30年新的起点上,您个人对解决农村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切入点?

  赵树凯:如果用一句话讲,解决诸多的农村问题也好,城乡问题也好,回到还权于民这个主题上来,这是根本的。只要还权于民解决好,好多社会冲突、农民的利益保护、政府和农民关系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而不是说把农民管得更严,把舆论控制的更死,那样可能会换来暂时的稳定或者安静,但那解决不了问题。我不大喜欢老说农民是“小农”,农民规模上比较小,但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我个人感觉中国农民今天不能用传统小农的眼光来看待,农民在变,农民里面公众的政治特性成长的非常快,制度的改变对政治现实的影响,制度不能解释所有问题,有些问题在这种环境下起作用,在另一种环境下造成另外的结果,这就需要用文化解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说不清楚的。比如在做问卷调查,测量你这个人观念里面对政治的看法,像美国有些政治学者做这样的研究,设计几个问题,看老百姓对政府是什么看法。他们有一个假定,您是把政府看成是父母还是看成孩子?如果看成父母,他的行为是不一样,他会影响政治的发展或者稳定;如果看成孩子也不一样,当然这个可以想象出来。从他们调查问卷的结果发现,在西方,比如欧美的人更多地把政府看成了孩子,孩子就需要管教,必要时就打。但是中国人更多的是把政府看成是父母,父母要管教孩子。但是这些年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这种政治文化在改变,在年轻一代,或者越来越多的人的潜意识里面把政府看成了孩子,政府是老百姓的孩子,老百姓是需要管教的。这种文化发展起来,应该说对我们的政治发展要提高警惕,尤其是政府,政府在作出政治行为的时候,要有一个调整。我们今天的农民不再是小农,现在政治文化的特性在农民身上得到了非常快的提高,包括我们这个会议,有些来自基层的农民代表的发言也印证了我这样的一个判断。

  提问:我是南方日报记者。两个问题,第一,刚才说到小岗村的往事,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小岗村现在的情况?有媒体报道集中在两方面,因为他们现在在搞土地流转,这个报道比较多,反映出了两个情况,在创富冲动下的土地流转可能村民有一些分歧,不知道您对这些情况怎么看?第二,您刚才说到小岗村当年的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被政治化,幸好我们有万里这样好的干部,把事情做起来。回到今天,大家都关注土地流转问题,您觉得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被政治化?如果有的话,它是怎么被政治化的?

  赵树凯:首先,小岗村目前的最新情况我不了解,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出访过了,最近看的东西也很少。但是现在土地流转问题上,整个土地制度上确实还面临很多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农民的选择和需要是什么?政策主张发生争执的时候,不同方面都说他们代表农民,都说他们的主张是农民的需要。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撇开带有政治化的一些争论去看,具体地研究什么是农民的需要,现在有这么多学者,“三农”这么重要,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很好的研究。第二个问题,由于有了万里这样一个好的政治家为改革开了路。我们看这个过程,会发现我们这个体制有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万里也谈过,当时整个的体制,包括政策的主张,是封杀包产到户的,但是万里敢做。一是他有理念,二是他个人也承认他上面有保护,他说“亏了小平同志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会公开表示支持”。万里还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这里讲到体制问题,像万里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有政治担当,又有智慧的人担了很大的风险,他靠了上面有人,靠上级领导的默许或者说支持来搞创新,这个风险太大了。如果一个制度要创新,如果靠着这样一种机制,我个人感觉这不是根本的机制,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制度本身应该建立一种平台,或者说有这样一个特色,它本身是包容创新的,包容自我完善,包容改革的,这样的话所有的改革能够被这个制度吸纳、创新,我们的制度才有生命力,才是强大的。反过来,如果只靠几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冒着政治上的巨大风险搞创新,这样的制度也需要做很好的改革才行。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第四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专题

    (文章来源:农博网)


[农博网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农博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相关新闻
推荐图片
联盟广告
新闻热线:010-82856458-8142 邮箱:awebinf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