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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也谈农村改革的根本经验

http://www.aweb.com.cn 2008年12月06日 16:33 农博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研究员

  农博网讯 12月6日上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乡镇论坛》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合办的第四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主题为“还权于民与重塑农村改革之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研究员在会上通过回顾历史分享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经验,提出在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要尊重农民的选择,相信农民的智慧,保障农民的权益。

  主持人田东江(南方日报评论部主任):下面有请赵树凯先生做主题演讲。赵树凯先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的主讲人。

  赵树凯:大家下午好。我发言的主题是“也谈农村改革的根本经验”。我发言的主题里加个“也”字,是表示我谈的可能不重要,或者说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谈法,可以有很多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包括我们会议的主题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我想结合历史的回顾来谈谈改革的根本经验,因为今年是改革30年,改革从农村开始,说到改革最重要的或者最亮丽的业绩就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农村家庭承包公认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从这样一个家庭承包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一个改革的根本经验,就是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或者说尊重农民的选择。但是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家庭承包的这件事说大确实很大,是个伟大创造,家庭承包的过程是波澜壮阔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假定我们是一个农民,当然我本身也是一个农民,看这件事其实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把集体经营的地分给农民,分到农户去,从集体经营分包到农户经营,这个事过程很简单,方法也简单。若干年以前的做法,七、八年后又做了,这对农民来讲这件事好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需要很高的智商、需要很高的经济学知识?其实并不需要。小岗村的农民能有多少文化?我想从读书来讲肯定没有在座的人有文化,但是把事情做的那么漂亮,我觉得这从操作来讲不是很复杂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件农民觉得很简单、很容易操作,而且道理上很合理的事情结果被搞的那么复杂?引发了那么多的争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从基层到高层,从文人学者到干部领导,大家卷入那么一场斗争里面去,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政治,因为这个问题被政治化,它被政治的理念建构成了集体经营就是社会主义,家庭经营就是资本主义。这个事其实是不存在的,结果搞的那么复杂,所以把对农民来讲很简单的一个土地分包到户的过程变成非常复杂的、牵动上下的政治过程。

  我们在座的多数人都没有在人民公社时期当过农民,对那个制度没有亲身体会,但是对那个制度的特性应该是很了解的。当我们放在一个政治的背景下的时候,我们来看当时对农民来说并不是多么复杂的发明创造引发的一系列政治过程,就可以看到政治理念的创新,政治体制的改革或者说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于容纳农民的这种选择,对于容纳农民的创造有多么的重要。在回顾这个过程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在改革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改革家——万里,1993年到1995年的时候,我本人有幸作为《万里文选》编辑组的编辑工作了两年,在那个过程里面,对这个改革的过程包括对万里在那段时间里的一些主导或倡导的改革言论表现有所了解。最近由于改革30年,我把一些东西又读了一下,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从万里30年前在农村改革突破过程当中他阐发的一些思想对我们今天深化推进改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改革是在安徽最开始突破,从时间上讲,突破那段时间大概有两年左右,从1978年的秋天到1980年的秋天,1980年的9月中央开了一个省委书记会议,会上经过一番争论,为包产到户开了口子,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可以搞大包干。在1981年的时候,已经突破发达不发达的、瓶颈不瓶颈的限制,很多地方搞了轰轰烈烈的大包干。争论最激烈的就是78年的秋天到80年的秋天。在这里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应该是在1978年秋天到1979年的春天,大家可能知道改革有个大背景,当时文化革命结束,人们开始反思当时的方针路线出了问题,但那个时候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另外一个引发家庭承包制度诞生的最直接因素是自然灾害,自然危机。这种自然危机引发了包产到户,因为1978年的秋天,安徽是大旱,从春天旱到夏天,夏天旱到秋天,所以那一年的粮食到秋种的时候种不上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的现象。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偷偷的借地种麦,把地借给农民,然后分组,三、五户一组,种上麦子来年收了按照协议交给集体一些,留给自己一些,这样的分配方式使麦子种上,个别地方当时作为秘密武器解决。但是这个东西是有风险的,有政治上的风险。

  反映到省委领导那来,当时万里在省委会上有一个讲话,他说今年安徽农业基本定局,定了什么局呢?定的是重灾的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省比计划少生几十亿斤粮食,4500万农民,一人一张嘴,每天都要吃三顿饭,这足以让我们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是搞好秋种,不能够让农村大片土地抛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加困难,预期抛荒,倒不如划分出一定的耕地给农民个人耕种。在严重干旱的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害。我们说的改革的突破救灾这儿,地借给农民,分组来种。但是马上有争论,说这是把地借给农民个人种、分组种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用这种办法调动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是资本主义积极性。当时上下有这样的疑虑。万里的回应是这样的,总的原则不管是集体还是农户个体,只要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了,种上就可以有收获,总比荒废好,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前面说调动的是资本主义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万里说不管集体个体种粮食都可以吃饱肚子,这就显示了早期最早的政治动员。而我们那个时候的政治运行荒唐在脱离了常识,想象出来一个制度,认为这个制度是共产主义或者能通向共产主义,因此不按这个设计来做,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共产党,这都是想象出来的东西。对这种想象出来的东西,制约了农民,制约了我们的国家。

  当时在有这些争论的时候,万里讲你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天堂上穿不上裤子,老百姓还去不去?有的公社包产到户,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地种上,我说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包产到户如果有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对于30年前,这是最震动的一个言论。反过来到了1979年的秋天,借地种麦,包产到组,上面已经知道了,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了读者来信,配了编者按,就批评包产到组责任制的做法。题目叫做“三级所有,对位基础,应当稳定”认为破坏了人民公社,磋商了群众的积极性,而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3月16日,万里到了搞大包干的地区,干部都很紧张地跟他讲这个事情。他说不就是一封读者来信吗,就引起这样的震动,报纸就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打票乘车,我也可以打票乘车,你可以写读者来信,我也可以写读者来信。他们说包产到组是四级核算,老百姓家庭也讲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对不对?究竟哪种办法好?要秋后看结果。如果到秋后老百姓没有饭吃,是找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要告诉老百姓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你们不要受他的影响,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然后万里又给县乡村干部开会,他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一广播,有的地方就动摇了,这个正确不正确你们自己不知道吗?万里把报纸比作乘公共汽车,大家知道人民日报是公共汽车吗?很知道《人民日报》的来头很大,当时是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批改给《人民日报》的,而编者按是由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的主管部门领导的,而万里为了化解干部的这种紧张情绪,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万里的智慧和胆量。

  到了1980年2月,万里离开了安徽,接下来人代会他当选为副总理。一般人的想象,这个人在那搞了包产到户,而他也提拔了,那个事就说明是对的。其实不是这样,最激烈的斗争是在他调动北京当了副总理之后。万里离开安徽,安徽的新的省委开始批包产到户,开了很多会。北京中央的农村工作部门最权威的一个刊物,现在大家知道《乡镇论坛》已经超过了它,当时有一个《农村工作通讯》,那是毛泽东开头的一个刊物,那是当时农村工作的权威刊物。万里到了北京,当了中央领导,这个刊物还在批安徽、批万里。包括那个时候管农村工作的国家农业工作委员会还坚持不能搞包产到户,要维护人民公社。这个时候的争论到了6月份才见分晓,因为5月31号邓小平有一个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谈话,在那之前高层的意见分歧非常大,到9月份开了那次会才把这个事情解决,会上有的省委书记提出来人民公社是阳关道,包产到户是独木桥,我们要走阳关道不能走独木桥。当时贵州省委书记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所以阳光道和独木桥的争论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在这个会上给了突破,中央发了75号文件,在边远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这个文件一下去,家庭承包责任制势不可当,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这里我们要总结里面的经验,本来很简单的一点事情,对农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政治化以后搞的那么复杂,这里就有一个我们要如何理解政治,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后来我们总结改革的根本经验,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的选择。这样一句话里面有几层含义?我通过学习万里在这段时间的一些论述,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农民生活的好坏是区别好政治、坏政治的根本要素。第二,光说执政为民还不够,还要充分相信农民的智慧。万里很善于从小事里面发现一些大道理,比如他到一个农民家里看农民种大蒜种的很密,他说你种的太密,就没法卖大蒜头了。农民说现在很密,但是我是结了苗、拔了卖,我卖到后来距离正合适,当时我已经可以卖到100块钱了。万里跟随行的人说,你看看中国农民多聪明。如果他们有了好的制度,他们就一定能够吃饱饭。他说农民积累了几千年经验,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自己创造就能够解决中国农业的问题。有一次万里跟新华社记者谈话,他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从上管到下管的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了解情况吗?我们能管的好吗?所以我提出个自主权问题,这个问题应当说很大,实际上是如何对待农民问题。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不管农民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种什么、怎么种要管,农民生产的产品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委会上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都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解决。这里讲到相信农民的智慧,政治的标准以农民的生活作为衡量;第二,相信农民有智慧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三要保证农民的权利。上一节讨论到选举问题,在1980年1月,万里在嘉善县说,基层干部没有选举的是否可以选举?让老百姓自己选组长、队长,看看谁能带领他们三增加,奖励基层干部,县里可以建议,决定权在群众,在“选、撤、奖”方面,群众都比干部有权。这就回到我们所说的权利,万里在1980年提到农民应当有权制约、监督、奖惩干部。这就是说我们尊重农民,不光要以农民的生活作为政治衡量标准,不光要相信农民的智慧,还要给农民充分的权利,或者说还权于民。

  怎样保证农民的权利?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万里有了自己这样的理论基础,他对政治改革也有自己的非常好的论断。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话,是在一个并不重要的会议上,是1986年软科学大会,长期做政治研究的人会知道这个会,在这个会上万里有一个讲话,我读给大家听听最核心的一段:“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的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变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精神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便是学术问题,也变成政治问题,一股脑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武汉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于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万里在这里倡导坚持政治上的双百方针,实际上就是坚持政治改革的根本方向,坚持政治上要开放竞争。我们在二三十年后重温这段话应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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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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