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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飞:还权于民还什么?怎样还?

http://www.aweb.com.cn 2008年12月06日 15:02 农博网

民革中央办公厅主任 蔡永飞

  农博网讯 12月6日上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乡镇论坛》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合办的第四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主题为“还权于民与重塑农村改革之魂”。

  演讲嘉宾蔡永飞在会上与大家共同探讨还权于民的一些个人看法:

  蔡永飞:谢谢主持人,谢谢论坛组织者使我有机会在这里发言跟大家一起探讨问题,我感到非常荣幸。本来我是准备了一个发言题目,农村怎么样成为城市的大后方,但是上午来到这个会议上以后,感觉到这个题目有一点跟还权于民的主题不太一致,所以我想换一个题目,就“还权于民还什么?怎样还?”来谈我个人的看法与大家一起探讨。

  今天上午于建嵘教授说我们的研讨会实际上是还权于民的促进会,今年是第四届,我很荣幸参加了两次,第二届在广州举行的那一次我也参加了,很荣幸在会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作为主办单位南方农村报给我们发了一个包,上面印着“南方农村报”几个字,我一直背着这个包上下班,每天为南方农村报做广告,常常有路人盯着我的包看,读出“南方农村报”几个字,我看到有人盯着我的报看,我在想同是研讨会的主办者,乡镇论坛怎么不给我们送一个包呢?

  我们的研讨会研究还权于民,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还什么权,这个权利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权利。我个人的体会,从我的经验来看,所谓权利,实际上跟权力是有关系的,如果有权力通常会有权利,如果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利。因为权力是比较厉害的,没有这个权力的话,就会很难拿到并且巩固自己的社会民主权利。

  权力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有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权力是很硬的,它背后是枪杆子,是要有武装力量。武装力量作为基础的权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政治组织力,尤其是在过去的时代,人多把人组织起来,你的武力就会超过别人,就会掌握权利。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光有这样的权力也不一定会真的有权利,真正要统治社会还要有文化,要真正能够掌握权利、实现权利需要有文化。再一个是要有经济实力。所以真正有权利的话,是需要有硬的和软的两方面基础,没有政治上的组织力,没有物质上的经济实力,很难有真正的权利。

  根据我们这样的分析来看,现在说还权于民,说明农民没权,要还给他们。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利?这样一看很清楚,我们没有政治组织能力,又没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文化基础也不够,所以就没有权利。如果说农民权利不够的话,跟缺乏硬的和软的权利的基础是有关系的。现在我们都讲还权于民,我们已经开了四届促进会,一直在呼吁这个事,可以说还权于民的声音越来越高,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权于民的社会氛围已经初步开始形成。一方面是文化人、学者在呼吁,很多的学者在写文章,在研讨会上发言呼吁要把这个权利还给农民,社会氛围越来越浓厚。另一方面我们国家从官方来说,也在逐步推动把权利还给农民。

  我注意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发展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来推进农村发展改革的几项任务,提出要遵循五项重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要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的问题,民以食为天,这是最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的重要性确实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原则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已经把还权于民摆在了相当突出的位置上,它的地位已经是仅次于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之下第二位重要的突出问题。然后是解放发展生产力,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强党的领导。中央的文件把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摆在如此突出的地位,表明我们国家的执政党已经把还权于民摆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上。当然这是中央和政府的愿望,是写在纸面上,实际上做的时候要落实到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从这个社会氛围来看,学者和政府都在努力地推进。第三是农民自己也在日益觉醒,自己对还权于民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但总的来说,今天上午景跃进教授说到彭荣俊先生是农民领袖,他们在维权,要求还权于民,他感到很高兴,真正要还权于民关键是农民自己要有这样的意识,要有这样的行动,我也非常赞同这样的看法。现在我们比较欠缺的恰恰就是这一条内容,我记得前年中央电视台崔永元做了一个节目,请赵本山到“小崔会客”的节目上做交流,赵本山当时在节目里说,他跟农民朋友说现在中央搞新农村建设你知道吗?农民回答他说,你别问我,跟我没关系,我不知道。赵本山说,新农村建设农民自己不知道。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但是确实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不是说所有的农民都是这样,但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很多农民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权利,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这样的权利。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缺乏那样的物质基础,所以也缺乏这样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刚才说到社会氛围,从政治形式客观的情况来看,已经到了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央执政党提出这样的要求,提出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任务,也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践踏,已经导致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已经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不解决已经不行了。

  究竟怎么样把农民的权利还给农民?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组织起来,今天会议上有很多同志都有这样的主张和观点,我刚才也强调,权力是要靠组织的,如果有组织起来的权力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权利,这是一个方面。第二,要帮助农民强化经济实力,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真正要让农民富起来,有了财大气粗,有了物质基础,我们各方面的权利充分保障的希望就更大。再一个我认为现在迫切需要改变农村人口的结构,今天上午有人提到中央提出五年内搞10万大学生到村任职,我认为中央的这一轮方针政策,大方向完全正确。现在我们国家通过考试制度,通过人事制度,把农村新增劳动力当中最优秀的部分都抽到城里来,一旦考上大学就是城里人,农村留下的人口相对来说文化素质比较低一点,我们不是说文化水平差一点就不能够参与政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如果我们的农村人口当中的文化结构能够得到改善的话,我们维权的意识、维权的能力会更强一些,特别是要求还权于民的能力会得到大大的提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大学生村官,类似这样的计划能够有效的改善现在农村人口结构,能够让居住在农村的人由于在农村生活,能够形成自己的整体利益,然后提出他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机会参与政治,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有助于还权于民。

  再一个,我们需要加强行使权利的技术性的训练。最近我看到华中科技大学何许峰教授接受采访,他到农村调研,发现村里发生一个事情,使他得出一个结论,给农民的民主权利不能太多。他是这样说的,原来有一个村里的农民协商好要把土地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大家到地里干活很方便,所有人都同意,之后划分好。划分之后有一个农民坚决不同意,导致这样一个方案不能够实施。所以他从这个事情当中得出一个结论,民主权利不能给农民太多,如果村民组长或者村支部书记说了算,不行,一定要调整,那可能就调整。其实我觉得何教授这个观点,我本来想写一篇文章跟他商榷一下,我觉得这实际上是民主技术的训练问题,民主是一种契约关系,如果开始同意的话,从民主技术上应该签一个协议,保证接受这个契约的约束,如果不接受这个约束的话必须要付出代价,要做赔偿,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说到底这是民主技术的训练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还权于民,除了物质基础,除了文化的条件,还需要在权利的使用上、技术上长期的训练、培训、磨炼,把真正行使权利的能力提高到十分完善的程度,我们的权利才有希望还回来,还回来也有希望把握的好。谢谢大家。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第四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专题

    (文章来源: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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