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农博首页>要闻频道>国内>农村天地>正文

马万祥:利益博奕下的农村改革

http://www.aweb.com.cn 2008年12月02日 15:16 农博网

   --以Z村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为例  

  山东省W市位于鲁中地区,K区为该市中心城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该区众多城中村因区位优势、城市扩建面临着众多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现仅以该区Z村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来剖析当今城中村发展困惑冀应对措施。

  一、村居情况

  Z村是该区具有典型性的城中村之一。位于K区北部,交通发达,离市区政府、飞机场、火车站都不超过5公里,离W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2公里,具有非常好地理优势和商业资源。该村现有户数1137户,人口3487人,其中党员126人,是W市城区中最大的自然村,村中姓氏复杂,共有117个姓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Z村以原有的村办企业为基础,组建了山东某集团公司,从事纺织、铸锻机械加工、玻璃纸加工、建筑安装等多种行业,注册资金达到8000多万元,成了远近文明的富裕村。九十年代末期,因体制、产权、管理等原因,Z村所属企业逐渐破产,集体资产严重萎缩,到2002年,村年集体收入仅有50多万元。村两委班子因民愤较大,3年之内换了3任主要领导。

  2002年,因在任书记服毒自杀,村两委工作陷入混乱,在外从事建筑行业的王某被街道党工委任命为该村党委书记(因党员数超过100名,该村党组织为党委)。2004年下半年,新一届村两委换届选举,王某以微弱优势当选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并组成新一届两委班子,并在2007年的换届选举中以绝对优势当选连任。

  自2002年以来,该村通过回收村民手中土地,建设工业园进行租赁经营、土地转让拍卖等手段,加快集体经济发展,至2007年年收入可达到500多万元。村两委将集体收入主要部分用于村民返还,主要包括土地款补偿、福利支出等,年支出为400万元左右。

  二、公司成立背景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中村改造进度逐渐加快。在城中村前期改造过程中,对土地进行开发成了主要改造方式。村民生活保障主要依靠楼房租赁、福利收入、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方式,但各地有所不同。

  Z村虽地理位置优越,但地形南北长东西短,大量土地多集中北部,开发优势尚不明显。因此该村自2003年进行的城中村拆迁改造中规定,村民平房置换楼房比例基本为1:1,即以1平方平房面积置换1平方楼房面积。除此以外,村民主要保障来源为土地补偿款每年600元和春节福利物资折价200元。超过50岁的女性村民和超过55岁的男性村民按年龄每月享有老年费150元-300元,老年人对此满意率较高。

  可以看出,Z村主要以老年人福利保障为主体保障目标,城中村改造成果尚未普及到全体村民。同时,因自主择业度较大及中年村民学历、年龄等原因所限,自上而下的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尚不成熟,成效并不明显。因此,如何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对失地农民进行劳动力转移,成为基层面对的重要课题。

  同时,作为“城中村”拆迁改造下的广大农民,从事“草根经济”的市场、智力优势不明显,多年的农村生活让他们宁可守财,也不主动融入市场经济。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中村拆迁改造的不断加快,一些城区配套工程和社会公共事业也得到了快速推进,这也为公司成立提供了市场基础。

  三、成立过程

  王某是此项工作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虽然各地已有类似的事例,但因各地情况不同,因此其他各地公司模式的借鉴意义并不是很大。王某最初本意是通过成立公司,对全村包括土地、房产等在内的集体资产进行资产量化,进而以全体村民入股的方式组建公司。但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组建以集中民资、民智、民力为主的经济合作组织。

  一是前期酝酿筹备。党委会在1月初先后召开3次会议,对是否成立、成立何种性质的经济合作组织、组织范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主旨内容以王某提出的具体方案为基调,即成立以集中民资、民智、民本为主的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完全市场化运作,参与以该村为主的经济社会事业建设,通过股金分红、解决就业等方式带领广大村民共同致富。党委成员最终都同意成立合作组织,并全部被定为发起人。

  二是动员发动。1月20日,党委会决定以各党委成员为组长,分别带领工作人员按小组下户宣传动员,每家每户印发《资本募集有关情况介绍》(见附1),并以在收到确认单上签字的方式来确保每家每户都已知晓,主要目的是防止村民日后以不知晓为由提出反对意见。

  三是细节问题磋商。到规定时间为止,共有132人报名认缴。

  党委会又对个人认缴额问题、50后(认缴额排名在法定股东数以外的)的权利等问题进行了商讨。

  四是召开协商大会。1月26日,132名报名参股村民就组建公司的有关事项举行协商大会。会上学习了《公司法》,发起人王某就成立公司目的、公司管理运作方式、经营项目等问题作了介绍。在1000元、5000元、10000元三中选择中,大部分股民投票表决确定每股金额人民币1000元,并签名确认了每人的认缴金额。同时将报名时间延至2月底,以使更多的村民有更多的磋商思考时间。

  五是召开股民大会。在1月29日召开了全体股民大会。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确认了3个问题。一是关于股东的确认及股民的组合办法(见附2);二是关于董事长候选人人选的确认办法(见附3);三是关于董事会人员的组成办法(见附4)。因事不能到场的股民以委托书的形式委托他人行使权利,其所商讨的问题都是党委会已定好通过的。经过投票表决,绝大多数股民同意以上办法。会上,王某当选为代理董事长。

  六是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2月4日,代理董事长王某主持会议,公布股民出资情况、股东名单、挂靠人员及占股比例。集体学习公司章程,并以举手方式通过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制定参照了《公司法》,并按照实际情况作了一定修改。随后,投票选举了董事会,王某在第一次董事会上当选为董事长。

  四、公司特点

  该有限责任公司从倡导、发动、宣传到成立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从成立初衷及运行情况来看,该公司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一是公司经济利益属性与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济合作社明显不同。该公司并不以有发展前景好的项目为募集理由,更无可行性报告等其他科学分析,也不以量化集体资产、对集体资产进行分股到人再成立公司为组建方式,而是单纯以募集资金、共担风险为经济属性特点。公司的项目运作以该村社会事业为主要对象。公司成立后,成立了物业公司、食品加工公司等下属公司,公司主要参与村集体产业的经营和社会事业发展。是否利用公共权力对公众资源和集体资产进行经济利益分羹一直是避不开的话题。

  二是公司的政治利益属性痕迹明显。该公司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在成立过程中始终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从最终认缴人员来看,132名股民中党员占了70%多,同时,每股金额由最初1万元降为1千元,有超过1/3的村民认缴额在5000元以下,不能不说是政治利益作用的结果。从入股人员构成分析来看,股民中村委工作人员有28名,他们入股的很大原因是政治利益权衡的结果,有15人入股额在5000元以下;村中经济强人13名,其中成为股东的5名,他们入股的原因一方面是在经济强大的基础上寻求政治利益平衡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个别经济强人能够确信该公司能给自身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初步估算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为40人左右,普通村民中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有30人左右,这部分入股额在2000元左右,主要是以入股的方式体现对村两委工作的支持。这种有明显政治印痕的公司,难以摆脱公司的政治组织属性。“然而,在目前的主流意识和当政者的决策理念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工作方向。从这种认识出发,一切试图实现群体利益组织化的行为就被视为是不正常的,甚至把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当成是对现行政权的挑战,甚至把它定性为犯罪行为。(于建嵘:《反思社会泄愤事件》)

  三是公司的运行机制不规范、监督机制不健全。从该公司目前运行情况看,投资项目运转进度基本是由王某个人提出意见,再提交董事会讨论通过。因村内自身事务繁杂及公司体制的羁绊,公司成立半年内尚未创造任何经济效益。成立的2个子公司还处于论证和试运行阶段,在人才匮乏、体制僵硬、市场多变的情况下,公司项目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同时,对于解决村民就业的初衷,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招聘的公司管理人才非本村人,本村村民对在他人领导下从事体力劳动及工资待遇不甚满意,村民对到公司上班并不“感冒”。从监督体制看,公司监事会处于无作为状态,监事会成员没有监督的主观意识和行为,公司信息通报也不规范、全面,这都提高了公司的风险性,公司的运行情况使2010年换届选举具有一定的变数。

  五、带来的思考

  一是公司对基层公共权力的“双刃剑”作用。应当看到在当今村民自治制度体制下,村一级的基层公共权力是脆弱的,其主要威胁来自其他权力兴趣者的势力挑战、民主监督力量及当权者出自本心的权力谨慎施用。在此状况下,如何运转公司经营,以确保公司成为凝聚人心、集结人气的政治资源已然成为当权者首要考虑的目标。公司运营得当,村民得利丰厚,自然会顺风顺气,一团和气,若是公司经营失败,轻则于换届期间另选他人,重则集结一起,上访诉愿。究其原因,村民委员会这一基层服务主体,已被广泛认可并作为利益诉求的首要选择。那么在此状况下,公司如何运转得益成为当政者思考的主要问题,在人才、市场、经验等尽缺失的前提下,利用公共权力占用公共资源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目标。

  二是此类公司在新农村中的发展前景尚不明确。笔者认为,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对村民进行经济、政治“双捆绑”的公司模式将在新农村中占有一定市场。如果运营得当,甚至将是农村公共权力掌有者“跟风跟进”的一种新模式。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公共权力掌握者希望对村民有更多的“制约权”。民主选举的实施,使民众有了更多的政治选择权和话语权,用政治名义、经济手段使村民和自己“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便于自己在换届选举中增加筹码,增大自己连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村民先思稳、后思富的观念明显加强,在自我创业、自主经营风险加大的今天,村民更乐于通过公司这样的平台,享受利益分红,他们也基本确信这样的公司风险会因村两委成员的强势牵头而降低。但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占人才、市场、体制优势的此类公司风险性明显较大,它的发展前景尚不明确。

  三是公司与集体资产的经济博奕冲突很难避免。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基层公共权力掌握者的竞选初衷是考虑自身经济利益,甚至在竞选期间已投入大量资金作为竞选资本。那么,在经济利益成为部分基层当权者竞争当选首要目标、监督制约力量逐渐强大的今天,此类公司是否成为“合法”转移、侵占集体资产的“第二渠道”,尚难定论。公司以村集体公共事业为主要经营对象,在项目竞标、争取资金等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村两委负责人担任董事长更为这种政策倾斜提供了可能,实际上就形成了公司“小集体”与大集体的经济利益博奕。

  四是必须要面对低承受力的村民群体。笔者认为,在当今农村,广大村民以不触犯自身利益为平衡底线,在此基础上,以集体权益使之受惠,自是满心欢喜。但是,在利用公共权力占用公共资源的前提下,这种公司已不象市场化经济公司,董事长和村两委负责人的双重身份使民众对其期望和认识也都不囿限在经济层面,因此,单纯对村民承受能力进行市场引导,以让民众具有更多的市场风险意识的操作性难度加大。一旦公司亏损或倒闭,民众向行政机关寻求利益诉求的倾向性增大,这对社会稳定都是潜在的威胁。同时,若公司董事长不再连任村两委负责人,这种公司发展前景更是有太多不确定性。

  六、应对措施

  笔者并不赞同此类公司的存在,主要原因是此类公司实际上是公共权力掌握者利用政治优势,带动小集体与大集体进行经济利益博奕,以达到少数人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同时,这种不具优势的公司发展前景也不明确,可以想象,公司初期利益创收会吸引更多的民众入股加入,这样会无形增大公司风险,不利于农村的长久稳定。

  一是全面加强基层党的全面建设。基层工作,党组织是核心力量。只有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尤其是选拔“双高双强”的优秀人才到基层班子中,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村的社会稳定,带领广大群众共同致富。

  二是对村集体资产进行量化,使全体村民变股民。以对集体资产进行量化并分股到人,使全体村民变股民的公司模式已在各地逐渐实现。这样的公司模式可以有效抵御市场风险,使全体村民共享改革成果。

  三是积极引进人才,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公司经营成败,人才是第一决定要素。要提高公司抵御风险能力,就需要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帮助公司做强做大,提高公司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四是正确解析公共资源与民主监督的关系。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相信从惠及广大民众为主要目标的民生建设步伐也将加快,诸如新农合、低保政策等公共资源的分配密度会逐渐加大,基层当权者手中的公共权力也越来越大,要发挥“四个民主”的积极作用,确保公共优惠政策真正惠及民生。

    (文章来源:农博网)


[农博网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农博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相关新闻
推荐图片
联盟广告
新闻热线:010-82856458-8142 邮箱:awebinfo@126.com